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
    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狂加批判，要自由贸易，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
    重【商】主义的“商”，和重农轻【商】的“商”，压根不是一个商。
    你不能说：
    英国搞垄断权，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义】。
    大明也搞垄断权，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走私一经发现就抓、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农轻商】。
    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
    大顺的这些人，转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顺不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
    大顺也不是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
    大顺是大顺。
    所以，最终，还是要绕回到“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商业也好、工业也罢。
    李欗也好、皇帝也罢。
    保守派也好、激进派也罢。
    最终的思索，最后还是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为核心。
    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