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致想法我了解，往大方面说，就是自由主义，个人奋斗，你觉得这样才叫公平，若人人如此，那这个社会就会多点公义和秩序，若这个社会没有，那你起码也做到问心无愧，是这个意思，对吧？”
    “这么讲也可以。”
    “你这一套，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别说在我们国家。大道理我就不跟你说了，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大学中有很多学生搞的政治社团，有些在我看来纯粹扯淡，但有些还是做了点实际工作。我呆的大学比一般州立大学好，但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校，可是校风很自由，颇有点英国味，一块租公寓的哥们是个激进的环保分子，他们整天没事找事，看见点污染就吵吵嚷嚷，可惜美国这方面法律越来越完善，哥几个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挺有限，我常常开他们玩笑说他们生错了国家，要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几个哥们估计得乐死。”
    “后来有天，终于让他们发现了一件大事，有家三十年前的药厂往一个湖区填埋废品，过了这么多年，后遗症才开始被发现。那几个哥们一下兴奋了，好不容易找到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的地方，可等他们真正接触了，才发现问题复杂得很。那家工厂早已拆成三块，被三家不同公司收购，就是说，找直接责任人很困难，虽说按照法律，这三家公司都要赔偿，但赔多少，怎么赔，对方当然想尽一切办法推托了事。司法程序放哪个国家都冗长，就是卡夫卡在中描写的那样，当个人面对一个庞大的体制机器，那种无能为力感是直接而压倒性的。”
    “后来怎样？”
    “后来啊，问题解决了。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他们借助媒体？”
    “媒体早就曝光这件事了，但他们只对这个事感兴趣了一会。很快就有层出不穷的其他新鲜事替代了对这件事的关注。”
    “那怎么办呢？”
    “你绝对想不到，他们利用的是政客。”徐文耀笑了笑，说，“在选举中，环境议题是一贯的口号，但很少有竞选者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我那位同住的哥们出身美国上层阶级，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把信息传递给其中一位候选人，而那个人，正好与他的竞争对手在支持率上不相上下。于是那位政客出面了，又是演讲，又是敦促法院受理，又是拍宣传片，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出三个月，这件案子就审完了，同时为他自己赢得好名声，对那个人来说，这件事就成为他仕途的一张王牌了。”
    王铮说不出话来。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