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长期同居，除了从七年前开始写的日记叙述了对他的畸形感情，并没有实物表明是他百般怂恿。所以当中国警察问起时，他承认了与金斯顿的关系，却否认是谋殺的从犯。
    孟鼎夫妇之死完全是加拿大的案子，但郝洞明之死是跨国的案子，中国当局发话要力查，所以警方对他跟得很紧。两个案子都得查，加拿大警方暂时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银城这边。
    一个可以教唆谋殺养父母的人，为什么不能殺死另外的人呢？殺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但是没有证据，就不能限制他的自由活动。
    薛岭这一个月深居简出，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情异常烦躁。
    被人不怀好意盯着的感觉使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待售的奴隶，而人们这些天对他的辱骂也成为长夜里的噩梦。
    他躁动的情绪被咖啡和金斯顿的死讯压下去，此刻又被这个自以为藏得很好的警察勾出来，几乎已经达到了能够承受的上线，爆发的临界值。
    但没有人知道。
    便衣警察接了个电话，消失了。
    薛岭的手机也响起来，公安局叫他去问话，可能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他戴着完好无损的面具，微笑着从路边卖花老人的篮子里买了一条木兰花手串，走进地铁，等到了局子，手腕上的花被掐的只剩光秃秃的白线了。掐完了花，他又开始弹手上套的细皮肋，打在皮肤上很疼，但他停不下来，坐在警察面前时，整个手腕都红了。
    还是那个上周问话的警察，给他递了根烟，开始问。
    ”精神病院？”薛岭用嘲讽的口吻道：“我根本没有精神病，我是被孟鼎和靳荣送进去的，他们发了善心，没弄死我，就把我送到了海岛上一家精神病院，想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警察不动声色地瞟了眼他的手腕，做笔录。
    “……什么中国的精神病院？无稽之谈，我在20岁以前根本没去过中国！你们可以去查金斯顿交给警方的材料。”
    警察道：“薛先生，你明知道金斯顿已经死了，他提交的东西也不全。据加拿大警方调查，那家精神病院早就倒闭了，没有保存十几年前的资料。”
    薛岭深吸一口烟，身体往后靠，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习惯性地摩挲着，突然间手指像被针扎了一般，他把那枚精致的表狠狠砸了出去，在地上发出啪地一声。
    表裂了。
    他脸上的表情也裂开了。
    警察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但训练有素，叫同事捡起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