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吸取了法家的
    “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
    “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
    “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
    “善”。据
    “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
    “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
    “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
    “改正朔，易服色”的
    “有为”，又有道家的
    “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
    “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
    “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
    “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
    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
    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
    （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
    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发展了道家
    “自然无为”的理论，以
    “